先帝深虑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,故托臣以讨贼也。以先帝之明,量臣之才,固知臣伐贼,才弱敌强也。然不伐贼,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,孰与伐之?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
臣受命之日,寝不安席,食不甘味。思惟北征。宜先入南。故五月渡泸,深入不毛,并日而食;臣非不自惜也,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,故冒危难,以奉先帝之遗意也,而议者谓为非计。今贼适疲于西,又务于东,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。谨陈其事如左:
高帝明并日月,谋臣渊深,然涉险被创,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,谋臣不如良、平,而欲以长策取胜,坐定天下,此臣之未解一也。
刘繇、王朗各据州郡,论安言计,动引圣人,群疑满腹,众难塞胸,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,使孙策坐大,遂并江东,此臣之未解二也。
曹操智计,殊绝于人,其用兵也,仿佛孙、吴,然困于南阳,险于乌巢,危于祁连,逼于黎阳,几败北山,殆死潼关,然后伪定一时耳。况臣才弱,而欲以不危而定之,此臣之未解三也。
曹操五攻昌霸不下,四越巢湖不成,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,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,先帝每称操为能,犹有此失,况臣驽下,何能必胜?此臣之未解四也。
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郃、邓铜等及曲长、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、无前、賨叟、青羌、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。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州之所有;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也,当何以图敌?此臣之未解五也。
今民穷兵疲,而事不可息;事不可息,则住与行劳费正等。而不及今图之,欲以一州之地,与贼持久,此臣之未解六也。
夫难平者,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,当此时,曹操拊手,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,西取巴蜀,举兵北征,夏侯授首,此操之失计,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,关羽毁败,秭归蹉跌,曹丕称帝。凡事如是,难可逆见。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
译文
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,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,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。以先帝那样的明察,估量臣下的才能,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,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。但是,不去讨伐敌人,王业也是要败亡的;是坐而待毙,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?因此委任臣下,一点也不犹疑。
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,睡不安稳,食无滋味。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,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。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,深入荒芜之地,两天才能吃上一餐;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,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,所以冒着危险,来执行先帝的遗愿,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。如今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
这篇文章载于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《默记》,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,当作于蜀汉建兴六年(228),比《前出师表》晚了一年。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。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,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《后出师表》。
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。文章的立论,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,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。作者用了“惟坐待亡,孰与伐之”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,说明了这次出师,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,决不能有所怀疑。
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。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: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,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,指明此刻出师,是为最佳时机,决不能宴然自惜,偏安蜀郡,得出了“兵法乘劳,此进趋之时也”的结论。
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
《后出师表》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现实,向蜀汉后主刘禅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,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,不能因“议者”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。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,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、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;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,多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;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,难以预料,必须尽力而为。
此文不仅是作者临行前上书的奏表,亦是其在当时情势下所表露的铿锵誓言,传达出一股忠贞壮烈之气。全文以议论见长,论证凿凿有据,论点鲜明,无可反驳;行文层层叠叠,用语激昂慷慨,气势充
此表一般认为是诸葛亮的作品。然而,由于《三国志》本传中不载,《文选》里也不见选录,而是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,在注文中引自张俨《默记》,所以,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。但也有人认为,从体例文风和表中的言辞恳切来看,《后出师表》与《前出师表》并无二致;而且《三国志·吴志·诸葛恪传》中,诸葛恪说: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,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”所指可能即系后表。但具体是否为诸葛亮所作,仍有异议。
伪作论据
(一)《后出师表》没被《三国志》收录。良史陈寿修《三国志》,编《诸葛亮集》,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,但其均未收录此表。
(二)《后
五国约而攻秦,楚王为从长,不能伤秦,兵罢而留于成皋。魏顺谓市丘君曰:“五国罢,必攻市丘,以偿兵费。君资臣,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。”市丘君曰:“善。”因遣之。
魏顺南见楚王曰:“王约五国而西伐秦,不能伤秦,天下且以是轻王而重秦,故王胡不卜交乎?”楚王曰:“奈何?”魏顺曰:“天下罢,必攻市丘以偿兵费。王令之匆攻市丘。五国重王,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;不重王,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。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。”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。
客嘲扬子曰:“吾闻上世之士,人纲人纪:不生则已,生必上尊人君,下荣父母;析人之珪,儋人之爵;怀人之符,分人之禄;纡青拖紫,朱丹其毂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,处不讳之朝,与群贤同行;历金门,上玉堂,有日矣。曾不能画一奇,出一策;上说人主,下谈公卿。目如耀星,舌如电光;一从一横,论者莫当。顾默而作《太玄》五千文,枝叶扶疏,独说数十余万言。深者入黄泉,高者出苍天;大者含元气,细者入无间。然而位不过侍郎,擢才给事黄门。意者玄得无尚白乎?何为官之拓落也!”
扬子笑而应之曰:“客徒欲朱丹吾毂,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!往昔周网解结,群鹿争逸;离为十二,合为六七;四分五剖,并为战国。士无常君,国无定臣;得士者富,失士者贫;矫翼厉翮,恣意所存。故士或自盛以橐,或凿坏以遁。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,孟轲虽连蹇,犹为万乘师!”
“今大汉左东海,右渠搜;前番禺,后椒涂;东南一尉,西北一候;徽以纠墨,制以锧鈇;散以礼乐,风以诗书;旷以岁月,结以倚庐。天下之士,雷动云合,鱼鳞杂袭,咸营于八区。家家自以为稷、契,人人自以为皋陶。戴縰垂缨而谈者,皆拟于阿衡;五尺童子,羞比晏婴与夷吾。当涂者升青云,失路者委沟渠;旦握权则为卿相,夕失势则为匹夫。譬若江湖之崖,渤澥之岛,乘雁集不为之多,双凫飞不为之少。”
“昔三仁去而殷墟,二老归而周炽;子胥死而吴亡,种、蠡存而越霸;五羖入而秦喜,乐毅出而燕惧;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,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。故当其有事也,非萧、曹、子房、平、勃、樊、霍则不能安;当其无事也,章句之徒,相与坐而守之,亦无所患。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,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。”
“夫上世之士,或解缚而相,或释褐而傅;或倚夷门而笑,或横江潭而渔;或七十说而不遇,或立谈而封侯;或枉千乘于陋巷,或拥彗而先驱。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,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。当今县令不请士,郡守不迎赐,群卿不揖客,将相不俛眉。言奇者见疑,行殊者得辟。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,欲步者拟足而投迹。向使上世之士,处乎今世,策非甲科,行非孝廉,举非方正,独可抗疏,时道是非,高得待诏,下触闻罢,又安得青紫?”
“且吾闻之,炎炎者灭,隆隆者绝;观雷观火,为盈为实;天收其声,地藏其热。高明之家,鬼瞰其室。攫拏者亡,默默者存;位极者高危,自守者身全。是故知玄知默,守道之极;爰清爰静,游神之庭;惟寂惟寞,守德之宅。世异事变,人道不殊,彼我易时,未知何如!”
“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,执蝘蜓而嘲龟龙,不亦病乎?子之笑我玄之尚白,吾亦笑子病甚,不遇俞跗与扁鹊也,悲夫!”
客曰:“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?范蔡以下,何必玄哉!”
扬子曰:“范雎,魏之亡命也,折肋摺髂,免于徽索;翕肩蹈背,扶服入橐,激卬万乘之主,介泾阳、抵穰侯而代之,当也。蔡泽,山东之匹夫也,顉颐折頞,涕唾流沫,西揖强秦之相,搤其咽而亢其气,拊其背而夺其位,时也。天下已定,金革已平,都于洛阳;娄敬委辂脱挽,掉三寸之舌,建不拔之策,举中国徙之长安,适也。五帝垂典,三王传礼,百世不易;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,解甲投戈,遂作君臣之仪,得也。吕刑靡敝,秦法酷烈,圣汉权制,而萧何造律,宜也。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、虞之世,则悂矣;有作叔孙通之仪于夏、殷之时,则惑矣;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,则乖矣;有谈范、蔡之说于金、张、许、史之间,则狂矣!夫萧规曹随,留侯画策,陈平出奇,功若泰山,响若坻隤,虽其人之赡智哉?亦会其时之可为也!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,则从;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,则凶。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,四皓采荣于南山;公孙创业于金马,骠骑发迹于祁连;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,东方朔割炙于细君。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,故默然独守吾《太玄》。”
优孟,故楚之乐人也。长八尺,多辩,常以谈笑讽谏。楚庄王之时,有所爱马,衣以文绣,置之华屋之下,席以露床,啗以枣脯。马病肥死,使群臣丧之,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。左右争之,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:“有敢以马谏者,罪至死。”优孟闻之,入殿门。仰天大哭。王惊而问其故。优孟曰:“马者王之所爱也,以楚国堂堂之大,何求不得,而以大夫礼葬之,薄,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”王曰:“何如?”对曰:“臣请以彫玉为棺,文梓为椁,楩枫豫章为题凑,发甲卒为穿圹,老弱负土,齐赵陪位于前,韩魏翼卫其后,庙食太牢,奉以万户之邑。诸侯闻之,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。”王曰:“寡人之过一至此乎!为之柰何?”优孟曰:“请为大王六畜葬之。以垅灶为椁,铜历为棺,赍以姜枣,荐以木兰,祭以粮稻,衣以火光,葬之于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,无令天下久闻也。
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,善待之。病且死,属其子曰:“我死,汝必贫困。若往见优孟,言我孙叔敖之子也。”居数年,其子穷困负薪,逢优孟,与言曰:“我,孙叔敖子也。父且死时,属我贫困往见优孟。”优孟曰:“若无远有所之。”即为孙叔敖衣冠,抵掌谈语。岁馀,像孙叔敖,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。庄王置酒,优孟前为寿。庄王大惊,以为孙叔敖复生也,欲以为相。优孟曰:“请归与妇计之,三日而为相。”庄王许之。三日后,优孟复来。王曰:“妇言谓何?”孟曰:“妇言慎无为,楚相不足为也。如孙叔敖之为楚相,尽忠为廉以治楚,楚王得以霸。今死,其子无立锥之地,贫困负薪以自饮食。必如孙叔敖,不如自杀。”因歌曰:“山居耕田苦,难以得食。起而为吏,身贪鄙者馀财,不顾耻辱。身死家室富,又恐受赇枉法,为奸触大罪,身死而家灭。贪吏安可为也!念为廉吏,奉法守职,竟死不敢为非。廉吏安可为也!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,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,不足为也!”于是庄王谢优孟,乃召孙叔敖子,封之寝丘四百户,以奉其祀。后十世不绝。此知可以言时矣。